梁振英:“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绝对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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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香港可以持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作用,既可以贡献国家,自身也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寄语香港市民以主人翁的精神和姿态积极思考,团结一致,贡献国家、建设香港。


中新社记者 麦尚旻 摄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梁振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专访,说祖国的发展奇迹,谈“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话未来的美好期许。

在7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上,梁振英抱持乐观,说得最多的就是“有信心”。而这份坚定信心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对祖国多年来积累的深入观察和透彻理解。

祖国实现老百姓“安居梦”成就巨大

时间回到1978年12月,内地改革开放消息传来,刚从英国学成回港的梁振英随即响应,与20多位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开始免费为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们分享香港发展的专业制度和理念。

在改革开放之初,内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单纯行政划拨,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亟待从思想、法律和制度层面实现突破。

作为一名专业测量师,梁振英当时主要负责向内地介绍土地经济、土地管理制度、城市规划等内容,讲课的范围很快从深圳扩展到上海。他先后受邀出任上海及深圳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顾问。

梁振英回忆这段不平凡的岁月时说:“当时内地大小城市的住房条件非常差,好几户人挤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没有隐私,没有独立卫生间,夏天时有人甚至在街道上席地而睡。”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载入宪法。这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与梁振英十年来努力向内地介绍香港土地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住房制度改革也逐渐遍布全国,惠及老百姓。从“筒子楼”“大杂院”,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如今已达到39平方米,比1949年的8.3平方米增加了3.7倍。

“在短短31年时间里,我国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住房问题,住房条件大大改善,这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是绝无仅有的。”梁振英感慨地说,实现老百姓“安居梦”是新中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落实

上世纪80年代,身为专业人士的梁振英也积极参与香港回归工作,并曾担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亲历了基本法起草过程、香港回归前过渡时期的风风雨雨,以及回归庆典的历史性时刻。

作为香港回归的亲历者、“一国两制”实践的参与者,梁振英坚定地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绝对是成功的。”

梁振英回忆,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期,已故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断言“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货币”,并预言“港币会被人民币吞噬”,令许多香港民众人心惶惶。

“经过‘一国两制’的实践,当年的顾虑早已不复存在。”梁振英表示,事实证明基本法第111条“港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继续流通”成功落实。港币的存在和自由兑换,不但证明了“一个国家”、“两种货币”的可行,更为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两制”由构想变为现实的“第一站”,香港在回归后的发展速度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一直位居前列,先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巩固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并继续被多家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过去22年的香港经验充分说明,‘一国两制’绝对可行,有利社会和经济发展。”梁振英认为,不仅是台湾,世界各地若面对类似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均可借鉴“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的经验。

至于“一国两制”在实践过程中面对种种新挑战,梁振英指出,基本法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思。因此,无论香港本地或国际发生任何事情,要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坚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

他以行政长官选举为例,基本法第45条规定,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权只授予提名委员会。所谓“公民提名”是违反基本法。香港社会任何讨论均须以基本法为起点、以基本法为依归。